2017年6月9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中国学者章莹颖失联。
例如，在曾经深受种族隔离危害的南非，宪法十分强调平等权，禁止任何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性取向的歧视。另一方面又宣称，人拥有尊严不受侵害的权利，或者说人有权要求自己的尊严获得保护。
他曾批评自由概念内涵的不统一，认为它表述的无非是人应当自由，因为他们是自由的，纵使他们并不自由，这是荒谬的、可悲的废话。这里的两个权利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说，阿伦特重构人权的尝试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但还是很具启发性。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在他们的宪法词汇表中，也没有人之尊严这项内容。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它也许会用于界定那些随着社会发展新产生的、被解释为尊严理念所暗示的权利。
出现以上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混淆了尊严在宪法中的两种不同角色：具有绝对性的宪法价值的尊严和具有相对性的宪法权利的尊严。这种担保可谓是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为何个体能拥有权利？每个人都应当是权利的所有者吗？此时的尊严不再简单的作为理性的证立理由，它是有承载能力的行为动机，这种担保在为什么作保的意义上，是对每个人都作为人权的拥有者的承认。因此在公布感染者居住或活动区域信息时只能公布感染者居住和活动的大致区域，如小区或社区，不得公布感染者的其具体个人和家庭信息和隐私，只能是以保障公共健康和防疫为目的，尽可能减少对感染者个人和家庭的负面影响，绝对禁止感染者个人和家庭的污名化。
二是要决定采取强制性措施，还是采取基于市场机制的措施，抑或是自愿性的措施。新冠病毒特有的强烈传染性、无法确认的传播方式、隐蔽的潜伏征兆和潜伏期限，而且也确实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和精细化的防控手段，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权益选择和决策取舍并非易事，在执行中也会遇到种种不理解和责难。这种复工和复产的具体时间要求不属于全国性节假日，因此可以依法由各地政府作出相应决定。
其次还要有相应的法律职业者、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中的执法和司法人员。这就揭示出，法治具有外在要件（硬件），即法治的文本、机构体系和人力资源等外在物质要件，和内在要件（软件），即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等内在化的意识和精神要件。
进入专题： 法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肺炎 。法治首先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机构和制度，如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机构和制度。首先，面对是否应当延长春节这一公共假期的问题时，除了要讨论疫情蔓延的现实紧迫性之外，还应当寻找公共假期决策权的归属及宣布或更改的程序等法律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应依法成立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指挥和组织事件的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各地方政府又根据各地疫情发展的具体状况，制定了各地复工的具体时间。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纷纷跟进，采取类似做法。例如，法西斯德国并没有大规模地废除法律和制度，也没有大规模地罢免法官或律师，也就是说法治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要件还在，但是法治却荡然无存。但是他们的个人信息尤其是居住地的信息是受法律保护的信息，这样做的法律根据何在呢？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 （1）公布是政府的法律职责。
北京市政府采取的把返城人员按照来自感染地区和其他地区进行分类、有感染症状和无感染症状加以区别的处理措施就很恰当。这就带来一个现实的棘手问题，在节后大量返城人员进入大城市的情况下，应当对哪些人进行隔离呢？大量人员通过封闭的交通工具返城，带来的健康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带来个人自由权与公众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冲突。每一个决策和行为都应当具有法律根据并经得起法律的推敲。
基于这些法律规定和结合疫情实际状况的法律分析，小区封闭式管理、全面排查、收集个人出行信息等做法，具有其法律根据和合理性。此次疫情中，由于疫情突然，发展迅猛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积极主动履职，抓好任务落实，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应急状态下的法治呈现公权力扩张、部分私权利受限的特点，但是对私权利的限制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底线，不能突破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限制，过分压缩私权利的行使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应急状态可以根据形势的危急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和类型，从而做到分地区、分类型、分情况处理，切忌一刀切。
通过法律预先授权，政府可以运用法律武器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集中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全力应对紧急突发事件，为应急处置的有效实施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 。法治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应急状态下的法治与常规状态下的法治相比有其自身特点。一是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包括党对疫情防控集中统一领导，党政机关在应急状态下合署办公的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法治可以为应对紧急事件提供比较科学的方案。有关公权力机关要结合部门职能，明确任务分工，依据法律授权，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法治宣传教育、法律服务等工作，将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落实到乡镇、街道和社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法律具有预先设定性、确定性、权威性等特征，通过设立规则预先配置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职权职责、公民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为有效应对与解决社会现存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预设措施和手段。三是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要求，在立法环节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构成犯罪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在人民生命健康受到现实威胁而法律又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为有效抗击疫情，各级党委政府要勇于履职、敢于担当，按照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合理性原则作出处理，采取合乎情理、符合实际的措施及时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现实困难，不得以法律没有明确授权为由消极无为、袖手旁观。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事件的突然暴发，严重威胁着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打破了常规状态下和谐安宁的社会秩序，导致各种正常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纠纷。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关乎人民生命健康，适时复工复产关乎经济发展大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多次专门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反复强调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五是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对疫情形势缓解或风险较低的地区，可以区分风险等级、区域、类型采取较为柔性的应急措施。法治可以为应对紧急事件提供有力物资保障。落实上述讲话精神，各司法机关要找准结合点、切入点和着力点，为疫情防控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保障。
要严厉惩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二是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在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实施效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完善。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些事项法律预先作出了明确授权，有些情形法律没有进行明确授权或者授权不明确、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组织基层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在应急状态下，需要法律授予公权力机关更多行政权，实现公权力的相对集中，私权利相应地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缩、克减，公民要承担更多的容忍义务，甚至承担一些常规状态下无须承担的义务。依法严惩捕杀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